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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鸿:发展传播研究需要“中国模式”

http://xuexi.fznews.com.cn 2014-10-14 09:48:40   来源:光明日报   【字号

  原标题:发展传播研究需要“中国模式”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局部)外景图。CFP

  编者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发展传播实践的国家之一。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不久,即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乡村教育者进行卡通电影的制作培训。1976年,学者罗杰斯(E.M.Rogers)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传播的“中国模式”问题。但奇怪的是,当“科学发展”成为当下中国主流话语时,国内学界对近30年国际发展传播学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现有研究有不少值得商榷甚至相互抵牾之处,尤其对发展传播学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范式转换、理论转型、研究与实践重心的嬗变,乃至最新的发展热点,都缺乏应有的关注。

  按照学者曼尤佐(Linje Manyozo)的观点,历史上,发展传播学可以划分为六个学派:布林顿森林学派、拉美学派、印度学派、菲律宾学派、非洲学派和参与式学派。对于中国传播学界来说,一个心结就是中国发展传播学派的建设。中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传播在促进国家发展中起到了何种作用?理论贡献何在?有何成就与不足?这都是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立足本土作出贡献

  20世纪70年代,拉美学者布罗德雷乌(J.D.Brodenave)指出,拉美传播学者必须克服通过国外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感知自我现实的精神上的强迫症,他们必须学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传播与发展问题。1973年在哥斯达黎加会议上,拉美传播学者集体呼吁采用扎根本土的理论和方法来回应当地的问题,由此设定了之后几十年发展传播学的另一条发展路径。同理,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科学发展”成为当下小康社会建设的主流话语的时候,中国的发展传播学完全可以立足本土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农村水利建设中群众的广泛参与曾给参与式传播理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实例。在当下中国,一方面,在西部开发、乡村治理、城乡统筹、灾后重建以及民族地区发展中不乏成功的发展传播经验;另一方面,面对农村的原子化、空巢化、基层组织涣散、社会黏度降低等问题,如何增强新农村建设的自主性、参与性、内生性和可持续性,对传播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