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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达:改革范式的演进与立法模式

http://xuexi.fznews.com.cn 2014-08-13 08:35:10   来源:学习时报   【字号

  原标题:改革范式的演进与立法模式

  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中,我国改革主要以“摸着石头过河”为方法论,其范式为一种探索型改革。在此改革范式之下,为立法所注重的乃是法律对改革的回应,即以法律的形式对改革中取得的成果进行事后确认,于立法模式而言可称之为回应式立法。譬如在改革开放前夜,民间自发地进行“包产到户”的尝试性变革,在该项民间探索成功之后,中共中央便在1982年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中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全国人大于1993年进行修宪,正式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予以确认。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的方法论也随之调整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因此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立法模式亦需进行相应的变迁,即实现回应式立法与建构式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换言之,在继续发挥回应式立法对改革成果事后确认的同时,注重建构式立法对改革的事先引领。

  不同于整体变迁式的突进改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改革者选择以探索型改革作为当时中国改革的范式。此改革范式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在改革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的设立即为探索型改革的范例。缘何选择此改革模式亦有其背后的原因:当代中国的改革作为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因此没有多少经验教训可资借鉴,所以探索型改革无疑是当时环境之下的“无路之路”。

  探索型改革及其取得的“零星”成果,决定了我国立法模式的回应式。回应式立法是对社会刺激所做的一种即时反应。在改革进程中,改革所取得的“零星”成果作为刺激因素促使立法做出回应。申言之,在探索型改革中,改革者在经过多次试错后开始总结成败得失,然后将经验推及全国,若此经验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预期的效果,则由立法者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

  毫无疑问,探索型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回应式立法,使单次法律制定成本和实施成本微量化,尤其是在缺失明确方向的改革之时,“分步走”的立法能够有效降低法律制定成本和实施成本,进而减少改革的风险。与此同时,改革阵痛也在“小修小补”的渐进主义改革过程中得以减轻。或许这也是当时的改革者摒弃整体主义的乌托邦式变革思路和综合主义的空想式立法模式的原因。即便如此,其缺陷亦不容忽视:第一,先“变革”后“变法”的逻辑,使得法律滞后于社会变革,这就意味着改革极易发生在法律的范围之外。第二,改革的理念是“变”,而法律所注重的乃是相对的“稳定”,于是,法律在回应改革成果之时,势必进行频繁的变动。这样一来,恐怕难以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和信念。第三,尽管回应式立法是对改革成果的事后确认,但是确认与否的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立法者手中,而立法者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其通常的做法便是“有限回应”而非“有求必应”。此外,在回应式立法模式之下,诸多既已存在的社会关系不能缺失法律的调整,因此通常先由行政立法或是地方立法的形式进行调整。在此观念的支配下,立法权分散、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盛行便在所难免。